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论述，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理念和发展道路的理解认知，中国人权研究会12月4日在京举办“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研讨会。会议由yl9193永利官网科技人权研究中心承办。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媒体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人权领域专家学者，社会组织代表等70余人出席会议。

研讨会上，yl9193永利官网科技人权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延平、yl9193永利官网科技人权中心主任韩秀桃做会议发言。

齐延平教授本次发言的题目为《中国现代人权史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世界人权宣言》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其重大意义就在于，自其于75年前发表始，呵护人的生命、价值、尊严，实现人人享有人权，成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其深刻影响就在于，自其于75年前发表后，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了国际政治规范运作的伦理根基和世界各国良法善治的法理基础。《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后的第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开启现代历史的时刻，也是中国开启现代人权历史的时刻。中国现代人权史与世界人权宣言史相映生辉。中国现代人权实践忠诚尊奉了世界人权宣言宗旨目的，切实践行了世界人权宣言原则精神，创新发展了世界人权宣言制度体系。

中国现代人权实践忠诚尊奉世界人权宣言宗旨目的。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宗旨目的的把握，不能仅局限于宣言文本，而要在战后国际秩序重建和人类文明走向调整维度上予以体认。联合国创立与宣言发表的宗旨与目的是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倡导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采取积极有效办法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以增强普遍和平，维护基本人权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实现国家间正义，促成人类社会进步，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国际问题以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有国界的世界。战后的人权世界也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有国界的世界。《世界人权宣言》开篇申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其中的“人类家庭所有成员”不仅指向作为个体的每一生命个体，同时也指向作为享有独立主权的每一个大小国家。“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不仅指向每一生命个体，也同时指向每一国家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年来，西方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等旗号，利用人权问题大肆干涉他国内政，结果导致一些国家战乱频发、社会长期动荡、人民流离失所。战争是人权的天敌，战火是人权最大的威胁。本轮巴以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导致严重人道主义灾难。中方自始至终主张推动全面停火止战、切实保护平民、确保人道主义救援、加大外交斡旋、通过落实“两国方案”寻求政治解决等五方面建议，坚持以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可以说，75年来，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坚守公道正义和人类良知，始终站在和平一边，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维护弱小国家主权尊严、基本权利和核心利益。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宗旨目的的忠诚尊奉。

中国现代人权实践切实践行世界人权宣言原则精神。世界人权宣言开篇宣告，为了实现世界的永续自由、正义与和平，需要确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有着形式与实质两个维度。西方人权践行的是形式正义一极，我们长期以来注重的是实质正义一极。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基于人权的历史性、具体性和现实性，在人权制度建设和实践中更加注重了二者的平衡。

世界人权宣言所确立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基本原则，本为维护社会和平有序、推动国家良性发展、提升人的尊严与权利为设，但在制度设计与实践展开上，如果偏向形式一极，势必会使这些原则成为良知消弭、理性沦丧、人际对抗、社会分裂、国家动荡的工具。近年来，西方国家展示给世界的一面是人权与民主口号此起彼伏，现实中的另一面却是政党恶斗、政府失信、社会失序日益严重，政治极化、贫富分化、族群对立不断加剧，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对世界人权宣言基本原则精神的实质背离。

中国切实践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精神集中体现在中国现代人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人权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平等共享人权，坚持以系统性思维谋划人权建设，推进各类人权全面发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现代人权以其实现民族独立、创建民主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人权法治保障、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等生动实践，确保了中国人民各项人权的广泛充分、真实具体和有效管用，其对世界人权宣言原则精神的切实践行，为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中国现代人权实践创新发展了世界人权宣言制度体系。世界人权宣言载明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最先无疑是生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社会构造与法律框架之中的，其更多是适应了西方社会的社会需要，而且也仅仅是适应了西方现代社会过去一个时期的社会需要的。西方基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世界人权宣言制度体系的理解已不足以应对当今世界的复杂性，世界人权宣言诸多条款强调个体的自由与权利，但第29条也强调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应保证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权先天缺失“关系”“他者”“责任”维度。中国文化传统自开蒙之时就是立足于人的关系共在的，就是主张对群体、对他者的责任的。遵循宣言第29条确立的原则精神，为人权制度、开展人权实践加载责任伦理精神，是中国对世界人权最大地哲学贡献。中国现代人权源起于中国历史需要和现实国情之中。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任务是救亡图存和创建现代民主国家，这一进程是一个面向全体的历史进程，全体思维、公共利益使优于个体思维和私人利益是历史实践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开放后，在宪法法律上实现了对二者关系的科学调整，进而形成了中国现代人权构造中 的“全体/个体并立”之双轨制度逻辑。

中国现代人权制度体系的创新发展性首先体现在优先夯实人人平等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积极创造人人共享人权的社会条件上。西方人权制度体系往往偏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一极，而中国人权制度体系还包括内容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制度体系；西方传统人权制度主要发挥以个人人权对抗国家的防御功能；而中国现代人权体系既体现其主观防御功能，更注重其客观价值秩序功能；不仅包括人权司法救济制度体系，更包括国家的人权积极促进制度体系。人权双轨制度体系，既是对宣言载明的“所有国家努力实现” “国家采取渐进措施”“各会员国誓愿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等条款宗旨目的的忠诚遵奉、原则精神的切实践行，更是在此基础上对宣言制度体系的全面系统地创新发展。这一创新发展不仅是为了应对传统个体人权固有历史局限性，更是为了应对方兴未艾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对人权的新挑战，为世界人权由个体单维专向全体与个体双维新制度形态提供中国智慧。

韩秀桃教授本次发言的题目为《数字时代的科技伦理与人权保障——纪念<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座谈会》

人类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技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始终与人权保障息息相关。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既为改善民生福祉创造丰富的物质基础，也极大地拓展了人权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随着智能科技时代来临，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形态正在改变传统生产生活模式，其在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智能化和便捷化的同时，个人隐私泄露、数据安全性、算法黑箱、深度伪造、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以及数字鸿沟、“数据投毒”等等科技伦理风险也随之出现并逐渐加大，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现实人权难题。因此，提高人工智能科技伦理意识，强化人工智能科技伦理治理，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在安全、可靠、负责任轨道上推进，确保科技发展与人权保障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数字时代人权研究的重要话题。

我国是数字资源大国，对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伦理治理与国际社会基本同步，除了相关立法以外，从发展规划、治理原则、风险指引、伦理规范、伦理审查等各方面，初步建立了一整套相对完整的制度规范体系。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要制定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制定人工智能产品研发设计人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守则，建立伦理道德多层次判断结构及人机协作的伦理框架。2019年6月17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明确提出尊重隐私等八项原则。2021年1月5日，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发布了《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指引》，为人工智能研究开发、设计制造、部署应用等相关活动提供全生命周期伦理安全风险防范指引。同年09月25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出了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伦理素养等六项基本伦理要求。我国在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伦理治理过程中，始终践行科技为民的基本政策，始终秉持科技向善的人文理念，把“人民辛福生活是最大人权”这一新时代人权观贯彻落实到伦理治理具体制度设计和实践之中，促进科技创新与人权保障的均衡发展。

与传统的技术相比，人工智能更具有颠覆性的技术特征，其迅猛迭代与快速演进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所带来的不确定、冲突性及负效应也逐渐外溢，并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弥散式存在的社会风险。因此，人工智能科技伦理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实践活动，贯穿于全生命周期的一系列技术设计、产品行为、应用场景，涉及到诸多实施行为主体、技术路线开发者、基础设施所有者以及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等一系列参与者的多元利益诉求和多种利益冲突。2022年3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将人工智能作为需要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重点领域之一。2023年9月7日，科技部等10个部门联合研究起草、经中央科技委员会同意并印发了《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将人工智能列入应设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科技活动单位范围内，在7大类需要实行清单管理的重大风险新兴科技活动，有4大类涉及人工智能伦理审查。

上述规范对人工智能伦理做出特别规定，既凸显了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极端重要性，也说明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与快速迭代的技术相比，可落地实施的制度还比较欠缺，合规底线不够明确，伦理审查与监管存在许多空白，配套的惩戒措施缺乏力度。二是与技术已经渗透更多更广泛的领域相比，整个行业和产业集群中人员伦理意识不强，热衷技术创新，怠于伦理考量，伦理审查的动力不够、能力不足、规则不明、操作不规范、处置不完善。三是与推动技术创新的主体更多的是企业相比，其参与伦理治理积极性不高、驱动力不足，企业参与的边界不清、机制不明，参与治理的意愿不强、经验和能力不足。上述问题既是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问题症结所在，也凸显了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

伦理是人伦道德之理，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传统中国社会特别重视伦理关系，倡导道德准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具有独特而丰富的中国式伦理道德评价体系，是代表和彰显中华文明显著优势的文化符号。当前，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数字变革加快演进，数字社会不断深入，作为数字资源大国必然逐步走向数字治理强国。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理念，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2023年7月，中央网信办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成为全球首部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规。因此，作为中国式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创造者，已经成为全球数字治理的先行者，并将积极引领全球数字时代科技伦理治理的发展方向。

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前瞻谋划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完善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和监管框架，努力增进国际科技界开放、信任、合作，以更多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着眼于数字中国战略，推动数字时代的国际人权治理，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一是秉持科技向善的人文理念和伦理先行的价值观念，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增强全社会的人工智能伦理意识与行为自觉，积极引导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活动，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确保数字时代的科技创新活动能够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二是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尤其需要加强法律监管，强化伦理审查，推进依法治理，同时发挥决策咨询、科学共同体自治、社会公众参与等作用，实现科技发展与伦理治理相互促进、动态调适。三是明确责任主体，压实创新主体在设计研发、产品推广、应用场景等全产业链的伦理把关责任，确保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必须遵循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符合普遍遵从社会主义行为规范。

总之，人权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科学的惟一目的是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这也是科技为民、科技向善的真谛。与75年前《世界人权宣言》发表时的相比，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的数字时代这样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幸福安康。数字时代的智能科技在彻底改变传统社会形态同时，也赋予新时代的人权以新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因此，顺应人权事业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势和新特点，重视科技伦理审查，优化科技伦理治理，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与人权保障平衡发展，更好尊重和保障数字时代的人权，必将有力推动智能科技时代全球人权治理。

北理工科技人权研究中心团队高效完成本次会议承办工作，保障了会议的顺利举行。北理工十余名学生作为会议志愿者参与会议承办并参加会议，得到了很好的交流学习机会。团队的精干团结、高效协作，受到了相关部门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表扬。